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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重访革命史之二十九

Original 2018-02-18 曹征路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九）

曹征路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

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

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

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张杨后悔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一个叫杨奎松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因为张学良居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也不学胡适的腔调说话，他叹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也是大致相同的逻辑。前者是说蒋介石虽然暂时受了委屈，但其实中共和红军在这一极其有利的事变中不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损失了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在这个期间又被“马家军”消灭了红军的一部分，在事变后的政治博弈和军事博弈中全面输给了蒋介石。后者则是认为张学良被赤化了，同时也完全否认中共有独立能力，夸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

这些论调在网络上不断接力传播，确实一度制造了混乱，仿佛历史真的无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无用，人民群众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产党内，突如其来的事变确实引起了巨大震动。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多达几十万。蒋介石这三个字在每个共产党员心灵上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这个记忆的正义冲动，无数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投入共产党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记忆。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在共产党高层，自然也同这些情绪反应大体一致，也都经历过由激进到冷静、由权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确实部分影响了中共对事件的看法，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苏联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固然有维持亚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务实可取的。对于指责张学良部队里有亲日派活动，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与“中东路事件”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相联系的言论，中共并没有采纳。

事变的第二天，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等人奔赴西安。15日发出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此次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已经比较清楚了，认识也已完全统一。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以上就是事变的大体过程。

应该说，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结果。

除了共产党和张杨二人拥戴蒋介石成为抗日领袖的态度坚决外，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重要因素。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家兄妹是主张列强在中国的均衡态势的，日本打破了这个均衡，他们自然要抗争。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是主张地方自保的，他们抗衡中央势力的法宝也是要举起抗日大旗，在其管辖的区域范围内也多有进步措施。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用心险恶，在事变中不但要讨伐，而且要直接轰炸西安，灭掉蒋介石本人。这些都是促使蒋介石痛下决心的理由。所以他对张杨二人表示，回去要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所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事变是偶然的，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依然是那些基本的历史条件和规律。那些不负责任的如凤凰网之类无非还是重复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观念，似乎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是多有反复。其间仅国共两党比较重要的谈判，就进行了五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使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在重大决策上也不是一个人说了能算的。

首先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脸了。

本来在西安的承诺就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记录也可以不认账，这点张学良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能扣押他一辈子。

12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说“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军事法庭，走过场后还会放他回去。当天晚上，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中表达了不满但还报有希望。

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不相信蒋介石会反悔。他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其实蒋介石与党内众多干部的决定是，下决心不放他回西安。

蒋介石29日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所以在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进据陕甘两省。3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当时共产党方面还将信将疑。

1937年1月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到了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至此，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应当准备作战。

其次是蒋介石对西北善后的策略是“政治分化，军事施压”，奉行软硬两手。

对西安三方，他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关系的怀疑。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18日蒋介石下令称：“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面临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对这些还不知情。

这时，又一个偶然性情况发生：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月2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数人。结果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少壮派军官的通电，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受抗日同志会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介石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的可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所以十分艰难。

在中共方面，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中共会谈的书面提纲。提纲列出18个问题，主要有：商议民族统一纲领；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改编红军游击队；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委员为林伯渠、张国焘等；改编红军，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等等。

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针对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不能设总部；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等。蒋介石还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等。

国共两党的几次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同样，蒋介石也一度不满，在他的日记中还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的记载。

这时，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出现，“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再次战胜了两党政治的现实考量，并成为双方互相让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本来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上坚持己见，拒不让步，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关于是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谈判的核心问题。

到了6月26日，顾祝同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

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介石才最终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都得到了圆满落实。9月，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1991年5月29日上午，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吕正操到美国会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久久不能平静。

在谈话中，张学良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